她一篇文章让领导人做检讨，中央由此取消副总理级专机

丁永宁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3期

《专机乘坐权的界定：内参一文改写专机搭乘准则》

了解吗？——在我国，除了极少数国家领导人如国家元首外，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副总理等高层领导在出行访问时，也是和普通民众一样乘坐民航客机的。

多年前并非如此。

副总理及解放军副总长出行，均享有专属机队服务。一次往返的专机行程，涉及燃油、停机以及人工等各项费用，总计至少需支出数十万美元。

中央政府因此召开会议，作出决定：严格限制专机使用的人数，并取消副总理级别的专机待遇。为此，一位副总理不得不在人大常委会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

记者丁永宁。

“这位是丁永宁吧？来自新华社的那位丁永宁？”

1978年，中国代表团络绎不绝地访问罗马尼亚，中央与地方代表团的身影频繁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年底之际，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的首席记者丁永宁，已然成为了这些代表团抵达此地必欲一观的“亮点”。

“竟是你撰写的文章？真是有胆识！”知情人士纷纷向这位49岁的女记者透露国内动态：“我们即将参加省人大会议，听闻有一位中央领导因你的文章而进行了自我反省。”“据悉，今后中央领导乘坐专机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丁永宁方才意识到，他于当年6月撰写的那篇内参文章《女篮为何被赶下飞机？》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

多年之后，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年届84岁的丁永宁向记者透露，自这篇文献问世起，中共中央便着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国庆五周年，丁永宁（中）担任毛主席翻译。

“可否上报此事至中央？”

1978年5月中旬，丁永宁在圆满参加完国外分社的会议之后，重返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

昔日，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与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同处一院之内。该院落汇集了大使馆的一栋办公大楼、新华社的一栋小型楼舍以及一栋内部招待设施。分社成员与使馆工作人员在此共同就餐与居住。

“丁永宁，你终于回来了！”丁永宁正身处新华社的小楼中调整时差，几名平日与她关系亲密的使馆工作人员，匆匆前来探望。

“中国女篮来我们这里转机回国，因为机票不够，让她们搭乘咱们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去。没想到，从专机上被赶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使馆的人说起来仍然掩不住气愤。“你能写个稿子，把这个事情报告中央吗？”

丁永宁深知，如实向中央汇报这起严重背离群众意愿、在民众中激起广泛愤慨的事件，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毅然决定深入采访事件的亲历者，力求还原事件的真相。

丁永宁曾任周总理翻译。

丁永宁与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二把手、政务参赞陆济新（后担任中国驻葡萄牙大使）私交甚笃。鉴于此次事件亦由他一手操办，她便率先采访了陆济新。

陆济新向她核实了事件的实情，并告知她，若想获取更多细节，需前往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进行咨询。于是，丁永宁再次找到了李欣民。

李欣民，时年33岁，于上世纪60年代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圆满毕业。自1975年起，他担任了办事处翻译一职，同时负责民航业务的处理工作。此次女篮归国航班的安排，亦全权交由他一手操办。

听闻丁永宁将执笔报道此事，李欣民心中同样愤慨，便将所目睹和听闻的经过详尽地娓娓道来。他深知，令女篮降落的指令或许出自国家领导人之手，然而此事已对国家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他坚信有必要将此事公之于众。

这并非仅因年轻气盛之故。自那时起，他始终保持着这份激情与活力。在他担任中国民航投资参股的德国饭店总经理期间，因无法容忍官场中的潜规则，他曾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职。

三十五载光阴荏苒，李欣民于北京房山区之宅邸，手捧昔日于罗马尼亚工作期间的详实记录，向记者娓娓道来那段久远的往事。

▋协调女篮坐专机

1978年4月20日发生。

当日的午后，我国民航驻罗马尼亚的办事机构仔细核查了次日航班的旅客名单，惊讶地发现，该航班的座位已尽数被预订，同时，还有十余位旅客位列候补名单之中。

当时，中国民航尚未开通直飞西欧的航线。在1960年代，随着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与中国保持通航的东欧国家已寥寥无几。鉴于罗马尼亚通往全球各地的航班数量较多，布加勒斯特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代表团前往欧洲、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地访问的中转枢纽。

北京与布加勒斯特间，每周设有两班往返的民用航班，其中一班由中国航空公司执飞，另一班则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负责。鉴于节约国家外汇的考量，乘客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中国航班的航班。由于每周仅有一班，航班往往座无虚席。

众多旅客因航班满座而不得不在当地滞留，等待下一趟航班的到来。大使馆内的招待所常常宾客爆满，无奈之下，游客们只得花费外汇在外住宿，而且往往一住便是数日。若心急难耐，他们只能选择乘坐罗马尼亚的航班，同样需要支付外汇。

此外，在这日等候登机的旅客中，还有一支由中国副部长领衔的中国代表团。他们途径罗马尼亚，急于返回祖国。

恰逢其时，民航办事处接到了中国民航总局的紧急通知：由一位副总理带领的政府代表团已完成在罗马尼亚的行程，将于4月20日当晚乘坐专机返回国内。为此，办事处需立即着手准备并落实专机的全面保障工作。

李欣民向记者透露，过去我国大型客机数量有限，专机往往需从民用航班中调配。他当时考虑，既然这架飞机可容纳150名乘客，而代表团成员仅有十几人，那么为何不让部分无座旅客搭乘这架专机回国呢？这样做既可解决他们的紧急需求，又能为国家节省外汇，实为一举两得之策。

李欣民将这一构想向大使馆的领导层进行了汇报。听闻此事后，政务参赞陆济新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为国家节省开支的事，人人乐见其成。我将立刻与代表团进行商讨。”

片刻之后，陆济新向李欣民透露，他已经与政府代表团的核心成员、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进行了沟通。魏玉明对此表示赞同，同时建议采取更为稳妥的措施，即不宜安排散客乘坐专机，转而组织一个团队出行，以便于加强安全管理。

李欣民细览手中的乘客名单，恰巧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团体——国家女子篮球队。这支女篮即将前往拉美展开访问比赛，出国前已提前预订了从布加勒斯特转机返回国内的航班座位。该团队共有20人，人数适中，且无多余闲杂人员混入。

女篮合影

李欣民联络了女篮的领队及教练，表达了自己希望他们能改乘专机返国的意愿，并将次日民航班机的座位转赠给其他散客。双方对此表示同意，并表示将遵循安排。

在获得代表团及女篮的同意之后，李欣民随即通知了专机机长。机长对此并无异议，然而，他提出还需征得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批准。

鉴于此，首先，在通过边防检查时，边防人员立刻便能察觉到，原本只有十余人的代表团突然增加了约二十人，这一变化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其次，这新增的二十余人本有可能搭乘下一班由罗马尼亚执飞的航班，此举触及了业务权限的争议。

李欣民巧妙地与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主管业务副总经理攀谈，轻描淡写地编造了一个谎言，声称我国女篮队员即将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参加比赛，恰巧副总理的专机也将途经该地。若乘坐民航班机，女篮队员需先西行9小时抵达北京，再由东向西飞行5小时抵达乌鲁木齐，这不仅浪费宝贵时间，更会消耗大量体力，进而可能影响比赛成绩。对方闻言，态度友好，即刻爽快地应允了这一请求。

协调已完毕。

当时担任国家女篮队长的宋晓波向记者透露，她们在得知将乘坐国家领导人的专机返国后，整个下午都沉浸在激动与期待之中。

宋晓波

▋女篮被赶下飞机

4月20日夜晚，副总理所带领的政府代表团，于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内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告别晚宴，以此表达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所提供的热情款待的诚挚感激。

与此同时，我国女篮的20名队员已顺利完成所有出境手续，正安静地候机室内等待。她们的行李已悉数接受严格安检，并由专人负责集中保管。

当晚八时，负责礼宾事宜的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急匆匆地抵达机场，向女篮团队传达了重要通知：为确保安全，专机仅限乘客登机，行李需另行安排。尽管女篮队员们对此安排感到些许不便，但她们还是表示了理解与接受。

李欣民全程伴随女篮穿越边境防线，并妥善处理了所有乘机相关事务。鉴于行李与队员分离后可能导致的遗失风险，他迅速与班机及北京机场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经过多方协调，最终确定了方案：女篮的行李将在次日上午搭乘民用航班抵达机场，并统一安置在指定区域，便于集中领取。

没想到这一行为却引发了罗马尼亚方面的质疑和抵制。他们质疑，既然女篮所需的运动装备显然都在行李中，如此分开行动，比赛还能进行吗？比赛是否还能继续？李欣民不得不寻找合理的解释来应对这一情况。

同时，女篮接到指示，需在代表团抵达机场前，先行登机并等候，以避免对迎宾仪式造成任何不便。

李欣民，一位在民航系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向记者透露：“代表团核心成员抵达机场后，将举行告别仪式。在此之前，飞机必须完成所有起飞前的准备工作。代表团成员登机后，飞机随即起飞。所以，普通随行人员需提前登机等候，更不用说一同搭乘的女篮队员了。”

夜幕低垂，大约九点之余，女篮队员们登上了专属的飞机，占据了机尾的座位。此时，距离飞机起飞，仅有半小时的时差。

此刻，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处长马炳信、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急速登机，催促女子篮球队立即离开飞机。马炳信询问：“出了何事？是谁准许你们登机的？”

女篮队员们相互交换着惊讶的目光。李欣民急忙澄清，他已就此事与代表团的魏玉明副部长进行了沟通，并且使馆的陆参赞也对此事有所了解，并给予了支持。然而，对方却坚决表示：“首长不同意这些人乘坐飞机，要求他们立刻离开！”

李欣民不悦地质问：“你们时而赞同，时而反对，难道不考虑这对外界的印象？这又如何向罗马尼亚的同志们交代？”

李欣民回忆起那时的情绪，不禁感叹：“简直气愤到极致。”他表示：“他们的一句话便轻描淡写地否定了我们辛勤付出的努力。他似乎根本不了解我之前的处理方式。与罗方打交道时，我甚至编造了谎言、盖了出境章，现在却要这样被退回，大使馆的脸面该如何自处？”

双方发生纠纷，李欣民执意要求女篮继续乘坐专机。对方随即回应，语气强硬地说：“你们能否确保首长的安全？若女篮使用专机，那么首长就只能改为乘坐普通航班。”

女篮全体乘专机出发。

在罗马尼亚，众多员工见证了这一幕。边防处几位与李欣民相识的工作人员不禁惊讶地询问：“刚走出国门，怎么又折返回来？难道不是赶着去参赛的吗？”

李欣民无言以对，众人低头退去。

他无法回想起事后如何向罗方作出解释，但记忆中清晰的是，布加勒斯特机场设有一个专门用于接待国宾的房间，其中一面宽阔的落地窗正对着停机坪上停靠的专机。当时，政府代表团已经抵达机场，他确信他们目睹了这一场景。

为何如今同乘一架飞机却无法相见？

“我们满腔怒火，心灰意冷，倍感惋惜，身为同是华夏儿女，身为肩负国家使命的使者，却遭此无端的驱逐，从专属飞机上被迫离场。这让我们深感困惑，难以置信。”女篮队长宋晓波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宋晓波

在机场历经超过四个小时的辗转之后，女篮队员们终于抵达了市区。然而，此刻时间已至深夜十点有余，原先预订的旅馆房间已经退订，他们四处搜寻却遍寻不得合适的住处。最终，他们被安置在使馆内，草草解决了晚餐，便在会客厅的地毯上蜷缩一夜。一位队员不禁感叹，若是周总理亲自在场，定会为这群年轻人的归国感到欣慰。

座位已被让出，次日民航班机的座位亦告罄。女篮队员们无奈滞留了一周，方才得以乘坐后续的中国民航班机返回祖国。

▋“现在可以说了”

在弄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丁永宁认为稿件的关键在于探讨女篮登上飞机后被要求下机，副总理是否知情。鉴于此事涉及国家领导人，有必要进行核实确认。

她推测，鉴于此番突生变故，其决定很可能源于那次告别宴会期间。除了政府代表团的核心成员，中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以及经济参赞亦出席了该宴会。

她不敢冒险去核实这两位的信息。“彼时，副总理负责领导对外经济联络部，是经济参赞的直接上司。而当时的驻罗大使亦以谨慎著称。一旦我正在进行的调查与撰写稿件之事被大使馆的主要领导得知，很可能会遭受干预，导致稿件最终无法发出。”丁永宁向记者透露。

丁永宁观礼罗马尼亚国庆

丁永宁心中浮现出另一位人物。她素未向他人透露过自己的信息来源，且在稿件中亦未曾提及。然而，她觉得此刻是时候揭开这个秘密了。这位人物，便是那次宴会上的翻译，他当时担任驻罗马尼亚使馆经济参赞处的第一秘书。

这位秘书与丁永宁交情匪浅，尽管同属外经部派驻，丁永宁却深信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明辨是非之人，通过一番思想工作，或许能达成所愿。

事实确实如此。一位秘书在私下向丁永宁透露，宴会结束后，代表团成员已向副总理进行了汇报，但丁永宁并未听闻副总理的具体回应。

丁永宁分析，尽管魏玉明表示了同意，然而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却认为此举不妥，因而向副总理进行了反映。然而，关于副总理的具体回应，她至今尚未得知。

明确了这一点，丁永宁便迅速着手撰写稿件。她向记者展示了打印好的稿件副本。在文章中，所有人物均采用真实姓名，甚至连副总理也不例外。

“此情此景，系使馆同仁目击并亲耳所闻。”

在文稿的第二章节中，丁永宁进一步阐述了事件的广泛影响：“当前，副总理、副委员长乃至个别副总长出国均需乘坐专机。这一现象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热切期盼中央领导能够关注这一问题，并尽快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以期将专机的使用权限尽可能地限制在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之内。”

她援引了李欣民所提供的数据：专机若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停泊一周，成本将高达数十万美元，而这尚不包括因飞机闲置而产生的额外损失。

此外，她详尽搜集了罗马尼亚的相关信息，记录道：“在罗马尼亚，除了齐奥塞斯库同志之外——”罗共总书记、总统其他领导人出访多乘班机。

1978年6月，丁永宁将精心整理的稿件进行装订，随后交由外交部信使队携回。鉴于该稿件属于内部参考资料，故不能通过常规渠道进行传递。

信使将消息传递给丁永宁，称据他所掌握的信息，此事已在欧洲多国的中国大使馆中广泛流传，引起了众人强烈的反响。

丁永宁与新华社波恩分社社长丁仰炎展开了友好交流。

▋“一篇稿子通了天”

数日之后，该稿件抵达了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内参组的定稿人卫广益先生的办公桌前。

阅毕，卫广益即刻与内参组的几位资深编辑就稿件进行了深入讨论。众人普遍认为，该稿件应予以发布，但需控制传播范围，仅以“手抄件”的形式进行分发。

卫广益当时负责对外经贸及各项涉外议题的内参报道，对这位副总理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思想开阔，处事周详，待人谦逊。基于此，卫广益曾思忖是否应将副总理的名字隐去，在他看来，按照常规，此类事宜理应由秘书出面协调。然而，最终他选择尊重记者的辛勤劳动。

“这个事情，如果是别的记者，可能就不写了。毕竟指名批评一位国家领导人，写了也许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既然丁永宁写了，也肯定做过深入调查，相信她是认真考量过的。”新华社高级编辑、79岁的卫广益告诉记者。

文责自负，必须承担所有责任！

最终，卫广益仅在文中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并未进行其他改动。

内参报道的传播层级分明，部分内容可传达至司局级别，部分则上达部级，而少数仅限于政治局常委一阅。卫广益主张，该份稿件宜限定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

翌日，他携带着稿件及相应的处理建议，向新华社国际部的值班领导进行了详尽的汇报。领导审阅过后，给予了肯定。

卫广益并未将稿件送交排版，而是亲自寻得擅长书法的编辑，亲手抄录了两份稿件清样。在那个时期，国际内参每周发行两期，清样则是随时制作，随时分发。

一份样稿敬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审阅，另一份亦交付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当时，本人实际上已肩负秘书长之责，于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一职。。

当时，中央领导人对于新华社所呈交的国际内参稿件所做出的批示，均由工作人员转呈给相关领导或部门处理，而新华社并未被事先告知。因此，卫广益对此事胡耀邦的具体批示内容并不知情。

不久后，国际内参编辑室从中央办公厅与外交部获悉了事件的后续进展。外交部亲自致电卫广益，由衷赞叹道：“这篇稿件直通天际。”

卫广益透露，对方电话中说：

首先，中央领导指示这位副总理需在人大常委会上进行自我反省，副总理亦表现得十分诚挚，进行了深刻检讨。

其次，今后国家领导人中，仅有四位享有乘坐专机的特权，他们分别是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至于第四位人选，卫广益无法准确回忆。对于其他领导人而言，出访时应乘坐民用航班。

不过，外交部也告诉他们，听民航总局说，虽然胡耀邦作了批示，但具体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涉及特权的事往往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副总理乘民航班机出访

1979年5月17日，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应巴西及美国的邀请，踏上了正式访问之旅。新华社特派总社资深编辑申德诒，作为随团记者，肩负起采访报道的重任。

6月26日，申德诒踏上归途，抵达国际部内参组，向卫广益进行了工作汇报。他透露，康世恩在此次出访中，选择乘坐了普通班机的头等舱，而非专机待遇。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决定是康世恩本人主动提出的。

卫广益即刻指示他撰写一篇内部报告。“此事值得记录，无需公开样稿，可以直接提交至保密级别相对较低的内参中。”

“我此次只是客串记者，能否使用笔名？”经内参编辑组考虑，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以“沈立”为名发表。

记者联络了现年已88岁高龄的申德诒先生，遗憾的是，他对这一事件已无任何记忆。

然而，卫广益对此记忆犹新。在稿件见报后，他特意将其剪裁成报，小心地粘贴在两张稿纸的背面，予以妥善保存。“请看，这篇稿件篇幅长达两页，当时更是登在了版面的显眼位置，这足以证明领导对其的高度重视。”他向记者如此说道。

“五月末至六月初，康世恩副总理赴巴西和美国进行访问，所乘坐的班机机票总价折合人民币超过九万三千九百元。相较于乘坐专机，此举大幅降低了费用，尤其是对外汇的节约效果显著。”

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康副总理的代表团成员共有13位，抵达巴西后，有3位成员返回国内，而剩余的10位则继续随同康副总理前往美国。另外，还有7人是从国内直接飞往美国的。整个行程涉及从北京到巴黎，再从巴黎转飞美国，最后从美国经东京返回祖国的路线。所有往返机票费用均由我方自行承担。其中，从北京至巴黎、巴黎至北京、东京至北京这三段航程，乘坐的飞机均为我国民航航班，无需动用外汇。康副总理、宋振明部长、李锐副部长以及警卫人员均选择了头等舱，其他成员则乘坐经济舱。”

报道中，一位新华社驻波恩的记者对申德诒表示：“你在发布消息时，应提及副总理是乘坐民航班机抵达的，这实为创举。”

卫广益向记者透露，文章发表后，众多部门纷纷反馈，一致称赞效果显著。“特别是外交部与民航局均向我们表示，自那之后，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出访，已成为常态。”

1980年5月，丁永宁在其稿件中提及的副总理，再度领衔政府代表团，对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进行了访问。

《人民日报》在其对这两次访问的报道中，于1978年4月12日的文章中提到：“今晨，搭乘专机从北京启程。”而在1980年5月22日的报道中，则是这样的表述：“今晨，乘坐飞机自北京出发。”仅有一字之别，却清晰地映照出了时代的显著变迁。

副总理乘坐民航班机抵达布加勒斯特之际，丁永宁亦身披欢迎的盛装。副总理逐一与在场人士握手致意，轮至她时，她谦逊地自我介绍道：“我是新华社的丁永宁。”

副总理好奇地问道：“你就是丁永宁吧？我还以为您是位男士呢。”

丁永宁屡次以“淡淡地”一词描绘副总理的语调：“我亦轻笑一声，无人察觉尴尬。此事已尘埃落定，得以解决便足矣。”

丁永宁，1983年秋于罗马尼亚。